由國家檔案局提名申報的“成都老茶館相關檔案”日前成功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qū)名錄》。該檔案收錄了清末到新中國成立初期跟成都老茶館有關的手稿、圖表、照片、印刷品等共6345件文獻資料,不僅全方位記錄了近代成都老茶館的經營狀況,也讓人透過老茶館得以窺探成都的歷史文化、社會生活、世間百態(tài)。
一城居民半茶客
舊時的成都,各式茶館、茶樓、茶園、茶亭、茶廳,遍布橋頭、街角、巷尾、廟前,熙熙攘攘,各具特色。
據(jù)文獻和檔案記載,1909年,成都街巷有516條,茶館就有454家。1929年,成都茶館達641家,這些茶館分布在336條街巷中,其中180條街巷有一家茶館,91條街巷有兩家,65條街巷的茶館有兩家以上,例如陜西街和漿洗街分別有7家茶館,小天竺有6家,東大街有13家。在鬧市區(qū)和市郊的一些地方,茶館高度密集,如青羊場,不過三條街,居民兩百來戶,卻有茶館19家。
從檔案中保存的征稅記錄看,1914年,成都的茶館共有茶桌9958張,每家平均14.6張,說明大多數(shù)茶館規(guī)模都較小。這僅是征稅茶桌的數(shù)字,實際的桌數(shù)可能要多得多,因為茶館在高峰時段添加桌椅是常有的事。即使不把加座計算在內,1914年按1萬張茶桌計算,每張平均接待10個客人,也可以得出10萬客人的總數(shù)。當時成都約40萬人,也就是每天超過四分之一的居民去茶館飲茶。這只是根據(jù)檔案中的記載推算出的保守數(shù)字,實際光顧茶館的茶客要遠遠多于這個數(shù)字,所以在成都有“一城居民半茶客”的說法。
成都有這么多茶館,跟城市的水質有很大關系。成都雖然有幾千口水井,但井水含堿量高,燒開后上面有一層白沫且有苦味,不適合泡茶飲用。飲水必須從城外的府南河運到城內。對個人來說,從城外的河里取水比較麻煩,很多人家都是從茶館買開水和熱水使用。各茶館的用水依靠水夫從河里運到茶館,即所謂“河水香茶”。
跟老百姓生活的這種緊密關系,讓成都的茶館成為人流密集場所。人流帶來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成都的茶館逐漸成為集喝茶、聊天、掏耳朵、聽戲、看電影、占卦、談生意、找工作甚至打瞌睡、發(fā)呆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公共生活空間。所以,成都當?shù)赜羞@樣一句諺語:成都是個大茶館。
茶館既是戲院也是影院
在20世紀上半葉的成都,茶館是最重要的娛樂場所,戲曲、評書、清音、相聲、電影等在茶館里輪番上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悅來茶園。
根據(jù)檔案記載,建成于1908年的悅來茶園是?繼可園之后成都的第二個新式戲園。?建成后,先后有長樂班、翠華班、彩華班、文化班等在此演出。1912年,長樂班、宴樂班、翠華班等班社在悅來茶園合并成立三慶會,成為當時成都最有影響力的戲班。三慶會的康子林、楊素蘭、周慕蓮等名角都曾長期在悅來茶園駐場演出。
辛亥革命后,政治戲逐漸流行。1912年,悅來茶園上演了川劇新戲《黑奴義俠光復記》,試圖用美國黑人的經歷來闡明“適者生存”的道理。該劇改編自林紓翻譯的《黑奴吁天錄》(即《湯姆叔叔的小屋》),“歷敘黑奴亡國之慘狀,恢復故國之光榮”。此后,力圖表達“專制政體乃國貧民弱之源”的新劇《西太后》、反映當時社會問題的新劇《落梅》等先后在悅來茶園上演。茶客們一邊喝茶,一邊看戲,在休閑娛樂之余,也無形中接受了思想的啟蒙。
清末民初,茶館不僅是戲院,也是電影院。1909年前后,電影被帶到成都,被稱為“電光戲”“電戲”。茶館放電影時,觀眾坐在排成行的椅子上,每個椅子后面有一個鐵箍,用來放茶碗,堂倌穿梭于各排摻茶。悅來茶園就經常在戲畢之后放映滑稽影片《吃壽面》《愚弄警察》等。
檔案記錄顯示,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成都的大多數(shù)電影院仍然設在茶館里,如智育電影院便設在群仙茶園中。根據(jù)檔案記載,當時成都品香茶園的老板曾請求當局準許放映“電戲”,以作為因演戲曲所受損失的補償。這或許說明,當時人們對電影這種新的娛樂方式的興趣正在超越戲曲。
民國初年,成都的茶館放電影是不對女性開放的。后來,個別茶館放電影開始對女性開放,且規(guī)定某些場次專售女賓,以避免女性在黑暗中被男人騷擾。比如,1914年4月,大觀茶園和可園聯(lián)名向省會軍事巡警廳申請“白晝女賓專場”,并承諾“嚴密防范”,確保“無一男子雜錯其間”。
放電影時,茶館里一片漆黑,觀眾出去小解不便,而且很多觀眾也不愿意錯過任何精彩的鏡頭,由此便產生了一個新行當:一些窮人家的孩子,提著兩個粗竹筒在茶館內來回走動,輕聲喊著“尿桶哦——尿桶哦”。觀眾不必離開座位就可用這個“活動夜壺”小便,費用大概是一個鍋盔的價錢。后來,女性可以跟男性同場看電影,“活動夜壺”便因“有礙觀瞻”而被禁止使用。
發(fā)揮“社會課堂”的作用
有戲曲演出或者放電影的茶館,一般規(guī)模較大,也比較上檔次,來消費的茶客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普通民眾經常光顧的多是小茶館,而這里也是大多數(shù)民間藝人的主要演出場所。
有些名氣的民間藝人,一般固定在某個茶館演出,而名不見經傳者只好帶著家伙什兒走街串巷,哪個茶館有聽眾,就到哪里討生活,坊間稱之為“跑灘”或“穿格子”。經常出現(xiàn)在中低檔茶館的民間藝術有相聲、金錢板、評書、清音、雜耍、口技等,其中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是評書,不少茶館雇傭說書人駐場演出以吸引顧客。
茶館里的評書收費辦法各異。有的茶館茶錢包含了評書,有的茶館需要說書人現(xiàn)場向觀眾收錢。說書人總是在講到故事的節(jié)骨眼時戛然而止,急于聽下文的茶客此時不得不慷慨解囊。不管哪種收費方式,都只對那些買了茶、坐在茶館里聽書的顧客收費,而聚在茶館外面的人可以免費“蹭書”聽,成都人噱稱這些人在聽“戰(zhàn)(站)國”。
由于高檔茶館不歡迎評書藝人,那些喜歡聽評書的有錢人和上層人士只能“屈尊”到普通茶館聽書。比如,民國初年,評書藝人張錫九在成都棉花街一家茶館說書,每天顧客盈門,但第一排總是給當?shù)孛鳌拔謇掀哔t”保留著。每次待這些名流入座后,張才開始講。1916年,軍閥戴戡在成都實施宵禁,“五老七賢”在去茶館聽書的路上被軍警堵住,為此他們還發(fā)動了一場取消宵禁的抗爭。
茶館里的說書人,講的都是人物傳奇和歷史故事,傳遞的多是忠君愛國、禮義廉恥等傳統(tǒng)價值觀念。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舊時的成都,大多數(shù)老百姓都沒受過教育,評書等民間藝術,在為他們提供休閑娛樂的同時,也向他們傳播了歷史知識,形塑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成為當時大眾教育的重要方式,茶館無意間發(fā)揮了“社會課堂”的作用。
20世紀20年代后,專門化的戲園開始逐漸從成都的茶館中分離出去,不過清音、相聲、評書等民間藝術,仍然以茶館作為主要演出場所。
有矛盾去茶館“吃講茶”
成都的老茶館不僅具有經濟、文化功能,也在維護社會穩(wěn)定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傳教士戴維森和梅益盛在一份文獻中這樣記載:“一旦發(fā)生糾紛,人們即往茶鋪講理,眾人邊喝茶邊聆聽當事人的陳訴,最后由錯方付茶錢?!崩顒氯嗽凇侗╋L雨前》中也有類似的描述:“大家氣勢洶洶地吵一陣,由所謂中間人兩面敷衍一陣,再把聲勢弱的一方說一陣,就算他們理輸了,也不用賠禮道歉,只將兩方幾桌或幾十桌的茶錢一并開銷了事?!币虼耍啥济耖g有這樣的諺語:“一張桌子四只腳,說得脫來走得脫?!逼湟馐?,如果你有道理,不用付茶錢便可走。
老百姓遇到矛盾,不去官府解決而到茶館調解,這叫“吃講茶”或者“茶館講理”。茶館講理時,雙方會邀請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在當?shù)赜杏绊懥Φ娜宋飦懋斦{解人。在茶館這樣的公共場合,有眾人的眼睛注視著,調解人會盡量按“公平”原則行事,盡力化解矛盾。即使調解不成功,因為有中間人和眾人的勸解,暴力沖突也不容易發(fā)生。需要指出的是,在茶館里解決的爭端多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和生意上的矛盾沖突,比如吵架、債務、財產爭執(zhí)以及不涉及命案的毆斗等,涉及命案就要交給官府處理。從這個角度看,過去成都的茶館算是一種民間調解仲裁機構,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化解社會矛盾沖突的作用。
清末,成都的警察制度建立,到茶館“吃講茶”便被禁止??蓪嶋H上,整個民國時期,老百姓遇到矛盾依然愿意到茶館講理。這說明,老百姓并不相信官府,而更相信“茶館”這種民間力量的作用,背后的深層原因值得深思。
茶館里的龍門陣
在過去成都人的日常對話中,經??梢月牭竭@樣的說法:“我進城那天,就在茶鋪里聽說了!”“怎么茶鋪里還沒聽見人說?”
視、網(wǎng)絡等獲得信息,而在過去的成都,各種消息往往首先在茶館傳開。作家沙汀在《喝早茶的人》中就這樣寫道:“如果一個人幾天沒有出門,想知道這幾天有什么事發(fā)生,他便去茶鋪。”
人們在茶館談論各種事情,從家長里短到國家大事,內容涉及社會經濟狀況、街坊鄰居的各種小道消息、生活中的細枝末節(jié)以及各種觀點和情感的表達。當時成都有個流行語,“少城一日座,勝讀十年書”,雖然有些夸張,但說明茶館的確是社會的信息集散地。
茶館除了是信息集散地,還是老百姓發(fā)表意見的“公共論壇”。大多數(shù)在茶館的談話都是隨意的,沒有目的性的,正如一句民間俗語所說,“茶鋪里的龍門陣——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在成都西門附近的一個茶館干脆取名“各說閣”,生動地形容了茶館里漫談的氣氛。
各種信息和意見在茶館里碰撞,讓茶館成為輿論形成的重要平臺。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對作為“公共論壇”的茶館管理十分嚴格,怕惹麻煩的茶館老板會在茶館顯眼處貼出“休談國事”的告示。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大量人口涌入四川,讓成都的茶館生意更加興旺。人們在茶館中不再“休談國事”,而是把茶館當作講臺和宣講陣地,大力宣傳抗日救亡。
從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茶館中張貼著各種宣傳抗戰(zhàn)的標語、海報、告示,各種宣傳愛國抗戰(zhàn)的評書、戲曲不斷在茶館上演。筆者在成都老茶館檔案中看到的12個劇本,全都與抗日有關,有的回顧日本侵華歷史,有的贊揚抗日運動,有的歌頌戰(zhàn)場上犧牲的英雄,有的表達失去家園的痛苦,有的歷數(shù)日軍犯下的暴行。這些作品借助茶館平臺獲得了廣泛傳播,對于喚醒和動員民眾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成都是個大茶館,茶館是個小社會。透過成都老茶館檔案,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成都的茶館文化,還有成都的市井春秋、歷史印記、文化記憶。
(作者:王笛,系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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