磚茶究竟產(chǎn)生于何時
(二)
陶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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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證明，乾隆年間(1736—1795年)磚茶業(yè)已呈興盛之勢。
姚明輝編《蒙古志》卷三載，乾隆二十年(1755)，磚茶出口價值4848貫。“磚茶出口初甚鮮少，后漸繁盛”。這說明，清代茶葉出口初期，磚茶已是重要茶類。相對外銷而言，磚茶在邊銷中的市場更大。因為“故自張家口外以至伊犁，凡屬蒙古境內(nèi)，皆食磚茶”，磚茶大量銷往蒙古市場。1759年，清朝平定新疆，新疆茶葉貿(mào)易隨之興起。不久，運銷蒙古的磚茶進(jìn)入北疆銷售，并且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每年達(dá)7000余箱，每箱計100斤計，共70萬斤之巨。由于數(shù)量多，引起專銷湖茶的甘肅茶司利益相關(guān)官員如陜甘總督的反對。支持晉商輸送磚茶赴烏魯木齊銷售的另一方是烏里雅蘇臺官員。從他們爭論的結(jié)果看，乾隆年間磚茶大量運銷新疆北部是事實。
磚茶還作為一種重要禮物，與其他高級茶一起用作國禮。1793年，到訪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tuán)人員得到乾隆賞賜的大量茶葉。其中磚茶36塊，其他茶還有：大普洱茶2個，普洱茶122團(tuán)，六安茶48瓶，武彝茶24瓶，女兒茶36個，茶葉大瓶2瓶，茶葉38瓶，及磁茶桶2對，皮茶桶1對，磁茶碗2對，奶茶碗1對。
除磚茶外的有名稱的茶共分三大類：普洱茶(包括大普洱茶、普洱茶、女兒茶)數(shù)量最多，其次是六安茶，再次是武彝茶。這3類茶都是清代名重大下的好茶。如：“普茶名重于天下”。阮?！镀斩栌洝芬草d：“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地方官每年用于普洱貢茶的費用，“動支銀一千兩”，“每年備貢者，五斤重團(tuán)茶，三斤重團(tuán)茶，一斤重團(tuán)茶，四兩重團(tuán)茶，一兩五錢重團(tuán)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裝茶膏，共八色”?！靶《鴪A者，名女兒茶，女兒茶為婦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兩重團(tuán)茶也”。六安茶名重一方。明代許次紓《茶疏·產(chǎn)茶》云：“天下名山，必產(chǎn)靈草，江南地暖，故獨宜茶，大江以北，則稱六安”。有人甚至認(rèn)為，“六安茶為天下第一”。這種自唐代就有顯名的茶葉，于明清兩代大量充貢。明代六安貢茶為300斤，州貢47斤，霍山縣茶253斤。清代六安貢茶，乾隆《六安州志》卷五載，乾隆五年(1740年)后，遂以400袋 700斤為額。武彝茶名聞天下。明代許次紓《茶疏·茶產(chǎn)》記載：“江南之茶，唐人首稱陽羨，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貢茶，兩地獨多。陽羨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雨前最勝”。到了清代，武夷貢茶倍受推崇。談遷《棗林雜俎》中集載：“宋貢茶，首稱北苑龍團(tuán)，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shè)場于武夷，遂與北苑并稱，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當(dāng)時“行天下貢茶共四千二十二斤”，而“崇安縣茶九百四十一斤，內(nèi)探春三十二斤，先春三百八十斤，次春百五十斤，薦新四百二十八斤”。崇安縣不遠(yuǎn)的建寧府建陽縣貢芽茶1360斤，兩共2301斤，占貢茶總數(shù)57.21%。由此可見武夷茶及福建茶的重要地位。
賜給馬戛爾尼使團(tuán)的未列名茶及磚茶，無疑也是質(zhì)量上乘的貢茶。既然磚茶已作貢茶，并用作國禮，足以證明其生產(chǎn)技術(shù)的成熟。從史料來看，進(jìn)貢的普洱茶緊茶為團(tuán)茶，磚形的緊茶則一定是羊樓洞一帶生產(chǎn)、而由湖廣地方官上貢的一種名茶。
來源：茶道哲學(xu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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