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發(fā)現(xiàn)并利用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古往今來，很多人都愿意相信是“神農(nóng)”，問及原因，則是那句據(jù)說來自《神農(nóng)本草》的”神農(nóng)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實際上，如果我們真的查閱古籍，會發(fā)現(xiàn)一個尷尬的事實：這句話不僅在現(xiàn)存的各個版本的《神農(nóng)本草》、《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中沒有出現(xiàn)，在《本草蒙筌》、《本草崇原》、《本草行義》等古籍上也毫無蹤影。
作為中國古代農(nóng)耕與醫(yī)藥之神，“神農(nóng)”實際上是我國早期農(nóng)耕與醫(yī)藥形成時期的一類神話傳說，是古代勞動人民的一種象征性存在，而在真實的歷史中，人們對茶葉的認識和利用，最早是由發(fā)源地的先民開始的。
隨著人類活動的不斷擴展而傳播，原本不產(chǎn)茶和不喝茶的地區(qū)都逐漸接受了茶葉，而在早期茶葉傳播史中發(fā)揮關鍵作用的，并不是云南的濮人部落，而是四川的巴蜀文明。
商周時期茶葉并未真正進入中原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點，先秦時期的“中國”概念，僅限于如今的中原一帶，對于當時的中原人來說，無論是位于瀾滄江中游山區(qū)的濮人部落，還是已經(jīng)在四川盆地發(fā)展出農(nóng)耕文明的巴蜀古國，都是位于遙遠地界的“外國”，當時中原獲取的茶葉也是少量且頻率極低的，茶葉真正進入中原人的生活，已經(jīng)到了戰(zhàn)國后期。
了解過早期茶歷史的茶友，可能會對上述這段文字抱有疑問：不對啊，《禮記》、《晏子春秋》、《詩經(jīng)》等先秦文獻中都出現(xiàn)了很多有關“荼”（tú）、“茗”之類的記載，這些難道都不是茶嗎？——其實真不是。
我們不妨來看看各先秦文獻中對“荼”的具體描述，其中《詩經(jīng)》中共有七篇出現(xiàn)了“荼”，比如《邶風·谷風》中的“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但《詩經(jīng)》中的“荼”，其實都不是“茶”。
古人也明白這點，比如《說文解字》和《爾雅》中都將“荼”解釋為“苦菜”，西漢時期為《詩經(jīng)》做注釋的漢學大儒毛享，進一步指出“荼”所代表的“苦菜”，是一種蘆葦類或菊類的野菜。
那為什么“荼”后來又變成了“茶”呢？這主要是因為茶葉最初傳入中原時，也是作為雜蔬食用的，而茶葉中雖然含有豐富的氨基酸、糖分等鮮味物質，但也含有咖啡堿，兒茶素等收斂性物質，煮制后會產(chǎn)生苦澀，當時的人們便將茶葉歸入“能吃，但味苦”的苦菜類，由此便用“荼”來主要指稱茶。
舉個例子，晉朝大儒郭璞在《爾雅·釋木》中對“槚”詞條的注釋中，寫到“樹小似桅子，冬生葉可煮做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為了緩解茶葉的苦澀味，煮制茶葉時人們還會加入各種蔬菜和調(diào)料，直到唐朝前期，這種“雜食”的方式還比較流行。
也正是因為對茶的混用與雜食，早期文獻對茶的認識和記錄也存在混淆不清、所指不明、名稱眾多等現(xiàn)象，這就導致光是有文字可考的“茶”名稱就有20多種，包括“茶”、“詫”、“茗”等等，我們在考證時也需小心考證，把茶問脈。
文字學史中的“字源”研究方法，也能證明其演化過程，“茶”，本就源自對“荼”的假借和簡化，取其“木”上之“蔬”的寓意，早期的“茶”也不讀“查”，而讀作“涂”，西漢時期部分典籍中以“涂”指代“茶”即為副證。
后來，隨著茶葉的日漸興起，早期的混用情況逐漸減少，東漢時期還專門要求以“查”作茶的讀音，而到了唐晚期，“茶”、“荼”并用的情況基本不再出現(xiàn)，取而代之的是專用稱謂“茶”，因此陸羽在《茶經(jīng)》中沒有再提及“荼”這一曾用名：“其名，一名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說到《茶經(jīng)》，里面還有一句流傳甚久的名言：“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nóng)，聞于魯周公”，這句話是真是假？結合具體史實和中國古史領域“古史辨派”的學者研究來看，這其實是中國古人習慣性的臆測，學名叫做“歷史的層累”。
“層累說”是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其認為歷史在流傳的過程中會發(fā)生變化，失去原本的面目，因此不能只關注史料所述的史實，更要關注史料本身的時代，史料離所述史實時代越近，可信度越高；越晚出的史料，事跡更加詳細，體例更加完整，反而證明其中摻入了大量的偽造內(nèi)容。
舉個例子，詩經(jīng)中只提到過大禹，商人和周人的祖先；而到了論語中，就有了堯舜；到了戰(zhàn)國，又有五帝之說；鄒衍之后，黃帝成了華夏共祖；而比黃帝更早的伏羲神農(nóng)，要到漢代才流行起來，至于最早的盤古開天辟地，到了魏晉時期才有相關記載，可以說時期越晚，寫的東西反而越超前了。
“層累說”鼓勵歷史學家考辨流源，對我們的生活也有所啟發(fā)，如今大家身處一個信息紛繁復雜的時代，在接收信息時，如果能做到對其傳播途徑考證流源，才能保證接收到真實的信息，進而做出正確的判斷，也就是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展開聯(lián)想的話，普洱茶行業(yè)其實也存在類似的“層累”，比如大家都知道號級茶，印級茶，大紅印，文革磚等概念的含義，但少有人知的是，這些概念其實都出自90年代的臺灣茶界，當年是沒有這樣的叫法的，這些由后人撰寫的歷史中，又有多少偽造的內(nèi)容呢？
古代四川茶的興盛與傳播
言歸正傳，類似于《禮記》這種成書較晚，由缺乏證據(jù)價值的文獻還有很多，但對于論證茶樹充分馴化的幫助都不大，反而是成書于東晉永和十年的《華陽國志》里的一處細節(jié)，為我們展示了早期茶葉利用的一角。
《華陽國志》中的《巴志》記載：“周武王伐紂時，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丹、漆、荼（此處的“荼”即為詞語混用）、蜜……，皆納貢之”。這句話的意思是，武王伐紂時巴蜀人曾表示順從，并納貢了包括茶在內(nèi)的各種珍奇特產(chǎn)。
據(jù)學者考據(jù)，納貢一事可能并不存在，是巴蜀先民為了自高身份而杜撰的情節(jié)，但殷周時期，巴蜀地區(qū)確實已經(jīng)擁有了比較發(fā)達的農(nóng)耕文明，具備了馴化出栽培型茶樹，并將茶葉送往中原，供王室上層品嘗的條件，只不過當時的中原政權可能并不稀罕這種有苦澀味的葉子，史官也就將其歸入“荼”一類的苦菜了事。
我們再來看更確切的記載，清代顧炎武在研究大量古代史料后寫就的《日知錄》中，記載了“自秦人取蜀后，始知茗飲”，這就對應了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取蜀”時，四川已經(jīng)有了茶產(chǎn)業(yè)的真實歷史。
四川茶是中原人喝到的第一種茶，也是受到茶界廣泛認可的觀點。秦后千年，云南地區(qū)始終游離在中原政權之外，四川則一直是中國的茶業(yè)中心，西漢王褒的《僮約》中的“烹荼盡具”、“武陽買荼”等記載，就是有關早期四川茶產(chǎn)業(yè)的真實情況，這個武陽就位于今日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qū)。
秦漢大一統(tǒng)后，茶從漢晉的藥物一路走來，到唐代以陸羽《茶經(jīng)》為標志，飲食茶葉的習俗逐漸風靡全國，唐中期，茶葉產(chǎn)量大大增加，地方飲茶風俗興盛，江南部分地區(qū)出現(xiàn)了茶粥、茶飲，留下了“坐客競下飲、比屋皆飲之”的飲茶記載盛況。
在唐時，除原有的四川和云南茶區(qū)外，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浙江，江蘇等東南地區(qū)都在引種茶葉（滇外小葉種），辟園種茶，不過由于地處亞熱帶、暖溫帶，以及開辟時間較短等原因，這些新茶區(qū)的茶樹普遍比較矮小。
又因為中原人對云南茶不甚了解，各種史料中只對四川盆地及周邊山區(qū)的高大茶樹有所記載，最出名的莫過于《茶經(jīng)》中的那句：“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shù)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看到這里，云南的茶友可能坐不住了：《茶經(jīng)》里怎么沒有記載云南茶啊？其實原因很簡單，《茶經(jīng)》成書于唐晚期，而云南大部份地區(qū)并不在唐朝疆域之內(nèi)，而是屬于獨立的南詔政權，兩國的關系也只能說是時好是壞。
更直接的原因是，公元752年（唐天寶十一年），唐政權和南詔政權發(fā)生了“天寶戰(zhàn)爭”，此戰(zhàn)中傷亡的唐軍達20萬之巨，此后的40余年間，兩國斷絕往來，必經(jīng)之路鹽津豆沙關緊閉，大渡河上的橋索也被全部截斷。
在南詔政權“閉關鎖國”的同時，陸羽正在“全國”（唐疆域）各地的產(chǎn)茶地四處探訪，創(chuàng)作《茶經(jīng)》，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測，此時的陸羽大概率不知道云南產(chǎn)茶的具體情況，倘若知道，應該也不敢為探茶而冒著生命危險偷渡“敵國”。
既然當時中原地區(qū)喝的茶都源自四川茶，那云南的濮人部落有沒有“奪下一城”，比四川的巴蜀文明更早馴化出茶種呢？大抵是沒有的，充分馴化茶樹的標志，是栽培型茶樹的出現(xiàn)，這就不僅要求當?shù)鼐哂胸S富的野生茶樹資源，還需要擁有一定的農(nóng)耕經(jīng)驗和長期定居的生活方式。
先秦時期，云南尚處于游獵采摘，刀耕火種的遷徙部落時代，無法滿足栽培型茶樹誕生所必需的多年馴化和固定世居條件，此時的中華大地上也只有三大農(nóng)耕發(fā)達的文明中心，即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江漢地區(qū)的荊楚文明和四川盆地的巴蜀文明，其中又只有巴蜀地區(qū)氣候適宜，且有野生茶資源，同時滿足馴化栽培型茶樹的三大條件。
對此，文獻中也留下了相關記載，比如上文提過《日知錄》中“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飲之事”的記載，再和兩漢時期的《僮約》等文獻對照，我們可以確定，巴蜀植茶時間至遲在春秋、戰(zhàn)國之交，至戰(zhàn)國晚期，中原地區(qū)已確切得知四川產(chǎn)茶。
然而，巴蜀人雖早于云南馴化出茶種，但在長遠發(fā)展的目光上卻遠不及云南的各茶山民族，君不見，四川“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的古茶樹，早在唐朝就被“伐而掇之”（把大茶樹直接砍倒了好摘葉子），這種竭澤而漁式的采茶方式，也讓四川的古茶樹資源在后來幾乎消失殆盡。
而中原地區(qū)最早得知云南產(chǎn)茶的消息，則源自唐朝時期的一次間諜行動，當時，唐朝安南（今越南河內(nèi)一帶）經(jīng)略使蔡襲為鉗制實力膨脹的南詔國，派出幕僚樊綽暗中潛入云南境內(nèi)收集情報，并在前人史料的基礎上匯編出記錄南詔國詳實情況的《蠻書》，“茶出銀生“的典故就出自該書。
這句“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薑桂和烹而飲之”，也被看做是迄今為止，最早以文字形式記錄云南產(chǎn)茶情況的切實記錄，“茶出銀生城界諸山”也是普洱茶史中濃墨重彩的一個章節(jié)，之后陸離還會為茶友們具體介紹。
話又說回來，云南地區(qū)到底是什么時候才培育出栽培型大葉種茶樹的呢？陸離的觀點可能會出于很多茶友的預料——根據(jù)目前茶學界掌握的關于云南植茶、用茶的可靠文獻資料、考古實物等有限證據(jù)來看，能有效支撐起云南充分馴化茶種的時間（而不是采摘食用野茶的初步馴化階段），是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的亂世，也就是說云南植茶只有不到2000年的歷史。
在此之前的所謂物證，比如那棵號稱有3200年，與商王朝一同誕生的鳳慶·香竹箐古茶樹，其實是缺少必要證據(jù)的，再比如那句殷周時期“伊尹朝獻”時留下的“百濮……為獻”，這里的“百濮”也并非云南濮人，篇幅受限，具體的論述，就讓陸離在下期的專題文章再為大家一一解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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