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清代云南茶產業(yè)的蓬勃發(fā)展與輝煌，那應該是中華物質文明的另一個高峰。普洱茶作為昔日上貢的皇室飲品，饋贈使臣，承載著那時人們的生活秩序、審美情趣、禮儀制度和人文思想。時至今日，清代普洱茶帶給云茶的一種身份認同和情感歸屬，為后人研究普洱茶提供了相對豐富的素材和資料。
2017年末，有緣在香港老茶人白水清先生家見到了一整筒清末(1885年)同興號向質卿七子餅，這筒茶雖經過百年光景，但外形完好，筍殼和竹絲的外包裝并無太大損傷。130多年的時光凝集在普洱茶中，不免讓人產生一種穿越古今的感慨，遙想清代云南茶產業(yè)的蓬勃發(fā)展與輝煌，那應該是中華物質文明的另一個高峰。普洱茶作為昔日上貢的皇室飲品，饋贈使臣，承載著那時人們的生活秩序、審美情趣、禮儀制度和人文思想。時至今日，清代普洱茶帶給云茶的一種身份認同和情感歸屬，為后人研究普洱茶提供了相對豐富的素材和資料。
翻閱史料，普洱茶的稱謂正式出現在明代文獻中，但論發(fā)展與重視，普洱茶真正的黃金時代則是在清代，也就是這一時期讓普洱茶在博大精深的中國茶文化中找到“我是誰”。
吳三桂的功勞
1659年，吳三桂進入云南，明朝最后的皇帝永歷帝錯聽沐天波的建議，逃往緬甸，被扣留在緬甸首都阿瓦城(今曼德勒以南)。大西軍悍將李定國、白文選只有兵臨城下，要求送還永歷帝。激戰(zhàn)后節(jié)節(jié)敗退，最后李定國病死在茶山勐臘。我們無法知道，吳三桂大軍圍剿勐臘的時候，是否接觸過普洱茶。但圍剿時期，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西藏的達賴喇嘛和干都臺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鄧幾墨勒賚方物及西蕃蒙古譯文四通入賀三桂，求于北勝州(今永勝縣)互市茶馬”。為在云南建立更加鞏固的統(tǒng)治，在吳三桂的極力游說下，最后，清政府戶部給出答復：“《會典》記載，招商中茶，每七斤蒸曬一蓖，運至茶司，官商中分，商茶給賣。令市馬則例：戶部給引與馬五司，五司招商發(fā)引產茶地方采買。茶商到司，半貯茶庫以備易馬，半聽商人自賣，并不動用公帑?！睉舨空J為云南茶馬互市所需茶葉用本省還是在外省采買由吳三桂斟酌。隨后，吳三桂再次上言：“北勝州不通江道，遠省商賈必不愿來，至本省普洱地方，產茶不多，別省采買，則肩擔背負，跋涉萬山，為數有限難以比照西寧，亦不能告領戶部茶引。或令商人于云南驛鹽道領票，往普洱及川、湖產茶地方采買，赴北勝互市，官為盤驗，聽與番人交易，每兩稅課銀三分。如貿易虧損番人者，許互市官解處，若夾帶私茶及私買馬匹者，國有成憲?！眳侨鸬奶嶙h獲得通過?！蓖ㄟ^這些信息我們發(fā)現，清代以前云南是沒有茶馬貿易的先例的。
清朝初年，普洱一帶產茶不多，吳三桂準許云南茶商在云南驛領取引票，到四川、湖南、湖北采買茶葉，無形中刺激了經濟貿易和對周邊的統(tǒng)治，我們無從判斷吳三桂此時是否出于私心用茶馬互市為自己準備叛變的戰(zhàn)馬。普洱茶學者楊凱曾中肯地評價到“吳三桂做了一項前無古人的工作。與此可作參照的是，此時中俄關于領土和貿易的《尼布楚條約》還沒有簽訂，但湖北的老青茶已悄悄滲透進了俄國，一條中外貿易的駱駝茶路正在形成。二十多年后，茶葉光明正大地在這條路上有控制地販運，這更大地刺激了兩地經濟和對沿線部落的控制?！庇纱?，為云南茶葉市場進一步擴大，為此后的普洱茶發(fā)展做好了鋪墊。
設立普洱府
康熙年間，云南開始整頓茶業(yè)，云南的都督和巡撫也開始將普洱茶作為土貢于每年端陽節(jié)前進貢。由于麗江已“改土歸流”(也就是在過去的土司統(tǒng)治區(qū)設立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員，管理當地的政治經濟)，且交通較永勝方便，因此，茶市移至麗江、中甸。
此時，普洱已劃給元江府，六大茶山還在車里宣慰司管理之下。當時的車里宣慰司共有普籐、猛旺、整董、猛烏、烏得、車里、六困、倚邦、易武、猛臘、猛遮、猛龍、猛往等十三個版納(版納，傣語直譯為千畝田，是車里宣慰司治下的第二大行政、稅收單位)，“十二版納”(傣語，音西雙版納)一詞，當時在漢人的詞匯里并不太流行。茶業(yè)的興旺，給十三版納引來了各地客商，帶來了巨大的財富。
清政府在西南地區(qū)推行大規(guī)模改土歸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貴總督鄂爾泰奏請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 正式設立了普洱府，在思茅設通判，橄欖壩、倚邦、猛烏(現屬老撾)三處，各設把總一員，帶兵駐扎。普洱府轄寧洱縣、威遠廳(今景谷)、他朗廳( 今墨江)、思茅廳( 管轄今思茅區(qū)及六大茶山)、車里宣慰司。車里宣慰司本來管轄十二版納地，設普洱府時將江內六版納歸普洱府直接管轄，車里宣慰司轄區(qū)只剩下江外六版納。普洱府成立的同年，還在思茅設茶葉總店負責管理六大茶山茶葉貿易及相關貢茶事宜。普洱府的設立，擴大了普洱茶產區(qū)，尤其是將車里宣慰司管轄的江內六版納，也就是今日版納州勐臘縣境內所謂的“古六大茶山”地區(qū)劃歸普洱府思茅廳，使普洱府成為茶葉的集中產區(qū)，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寧洱縣城)、思茅廳一帶成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清代普洱府的設立，進一步擴大了普洱茶的生產和貿易，極大促進了普洱茶的發(fā)展。
為了規(guī)范市場，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政府“提準，云南商販茶，系每七圓為一筒，重四十九兩，征稅銀一分，每百斤給一引，應以茶三十二筒為一引，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于十三年為始，頒給茶引三千，飭發(fā)各商行銷辦課，作為定額，造冊題銷?！贝藭r的茶引(相當于調撥單、通行證、稅單)是由北京發(fā)給云南省，再發(fā)到麗江府，按月發(fā)給赴普洱買茶的商人，他們再將茶運到中甸及其附近銷售。此時，藏商是不能進內地經商的，藏區(qū)對茶葉的大量需求，極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葉生產，七子餅的這種生產、銷售標準也是從這時開始成了法定的形制，一直延續(xù)到今天。那時，趕馬隊到麗江領茶引，赴普洱販茶，從麗江經景東至思茅，絡繹不絕的馬幫成群結隊，走出了繁榮的茶馬古道，也打通了一條與藏區(qū)人民緊密連接的通道。
據《清朝通典》記錄，當時政府每年發(fā)茶引三千，每引賣茶一擔，則每年賣茶3000擔，每擔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則每年由政府課稅后銷往內地和藏區(qū)的茶葉有179噸。普洱茶商貿的發(fā)展吸引了大量內地人到六大茶山種茶、販茶，在清人檀萃撰寫《滇海虞衡志》中就這樣描述道：“普洱茶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屬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每盈路。”
從史料上看，西雙版納的六大茶山為清代重要的茶葉產區(qū)，由于其進入內地的要道是普洱山云南人就以山為名，稱所有產自西雙版納六大茶山的茶為普洱茶。乾隆五十年以后，由于西雙版納各茶山的土著居民逃避與緬甸的戰(zhàn)爭，大量逃亡，西雙版納的大土司同意易武茶山的小土司去石屏招募茶農，進山墾殖，完成貢賦。此后，大量的石屏人進入倚邦、易武茶山，他們或墾殖，或貿易，集同鄉(xiāng)集體之力種茶、制茶。很快，石屏人就變成了云南茶葉生產運輸的主力。晚清與民國文化名人袁嘉谷先生就為普洱茶留下了一些珍貴記錄，今天的易武茶區(qū)還有很多石屏人的后裔仍在種茶、制茶。
貢茶起始
談起普洱茶輝煌的貢茶史，故宮倉庫里的實物似乎比文字記載更具說服力。至于普洱茶進貢起于何時說法不一，普洱茶學者楊凱在《從大清到中茶》一書中寫道：“至于成為定制的貢茶起于何時，據民國羅養(yǎng)儒《記我所知集》：云南貢茶入帝廷，是自康熙朝開始?？滴跄衬暧兄迹喸颇隙?、撫‘派員，支庫款，采買普洱茶五擔運送到京，供內廷作飲’。由于他沒有寫明引文出處，要想印證它是有相當難度的，我們姑且接受這個說法，也就是普洱茶進貢開始于清康熙年代，即1690年(《大清會典》編纂年代)到1722年之間。”
康熙、雍正年間，在云南的銅火鍋堆滿內務府庫房的同時，普洱茶的進貢也成為一種制度。從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雍正十二年(公元734年)云南巡撫張允隨貢品清單看，當時進貢的茶葉制品有：“普茶蕊一百瓶，普芽茶一百瓶，普茶膏一百匣，大普茶一百元，中普茶一百元，小普茶二百元，女兒茶一千元，蕊珠茶一千元?！比绻斩蟛枋俏褰镏貓F茶的話，那么，一百元將重五百斤;中普茶按三斤算為三百斤;小普茶二百斤;女兒茶如果每個重二兩，共二百斤，按四兩算，重四百斤;蕊珠茶按一兩五錢算，重一百五十斤。單就緊壓茶看，就有一千四百斤左右，這個量比清朝中后期大一些。
阮?！镀斩栌洝贰坝謸熵暡璋竷裕磕赀M貢之茶，例于布政司庫銅息項下，動支銀一千兩，由思茅廳領去轉發(fā)采辦，并置辦收茶錫瓶、緞匣、木箱等費。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新茶時，須以三四斤鮮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備貢者，五斤重團茶、三斤重團茶、一斤重團茶、四兩重團茶、一兩五錢重團茶，又瓶裝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領銀承辦”略有差異。
典籍中提到普洱茶的單位是元(圓);普洱大茶有些像人頭，名“人頭茶”，每年進貢，民間不易得;普洱小茶應該就是小圓茶，也就是后期的小五子茶;女兒茶則是女孩子們谷雨以后所采，重老兩二兩，不到一百克。對普洱茶這種神秘的茶品，女兒茶又為它增添了一些香艷。
在雍正年間，所有外來茶葉經營者都被趕出茶山，當時的貢茶由當地原住民采摘，運到思茅加工。到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茶山原住民受到戰(zhàn)爭影響，逃逸流亡導致貢茶采辦困難，為了按時進貢，車里宣慰司和云南督、撫特準漢族商人和茶農進入茶山，給照經營，這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大量石屏人進山做茶。直到宣統(tǒng)元年(公元1909年)禮部要求停貢三年，這一停就到了辛亥年，大清王朝滅亡，貢茶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梳理完清代云南普洱茶發(fā)展的興與衰，感慨萬千。過去的輝煌已載入史冊，未來的發(fā)展還需你我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楊凱/劉燕/李曉梅 著《從大清到中茶——最真實的普洱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原文刊載《普洱》雜志
2018年3月刊
作者|小妖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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