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土部》載：“烏爹泥，亦名孩兒茶、烏壘泥。制法：用細茶末裝入竹筒中，堅塞兩頭，埋污泥淯中，日久取出，搗汁熬制，即成烏爹泥。原產(chǎn)地在云南一帶。氣味：苦 、平、無毒。”
其中已經(jīng)明確表明：一是“烏爹泥”的“制法：用細茶末裝入竹筒中，堅塞兩頭，埋污泥淯中，日久取出，搗汁熬制，即成烏爹泥。”證明它是“發(fā)酵茶”熬制的茶膏。二是“烏爹泥”的“原產(chǎn)地在云南一帶”。三是真正以上述工藝制出的“烏爹泥”的滋味并不苦，味苦的是不經(jīng)上述埋泥淯中浸酵，而直接以茶科或豆科植物的“茶”熬制的膏物。四是其中有以茶科植物的“茶”經(jīng)埋于泥淯中浸酵后熬制者，也有以豆科植物“兒茶”熬制者?！拔勰唷?，是對“淤泥”的習慣誤稱。而“淯”是指淺水淤泥塘，后人訛誤為“溝”。
明謝肇淛《滇畧·版畧》載：“孩兒茶之屬，皆流商自猛宻、迤西數(shù)千里而至者，非滇產(chǎn)也，而為滇病最甚。然《后漢書》已稱永昌出?！?
其中的“海兒茶”出自緬甸及印度等西亞。其工藝仍是上述經(jīng)埋于泥淯中浸酵后熬制者，但其原料并非茶科植物，而是豆科植物“兒茶”為原料。
也就是說，“烏爹泥”及其工藝原出于滇南“六茶山”，其工藝被緬、泰、印度及西亞各國用于其它原料制作其替代品，使之名目繁多，魚目混珠。
北洋政府整理出版的清代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志五》載：“是時，泰西諸國嗜茶者眾，日本、印度、意大利艷其利厚，雖天時地質遜於我國，然精心講求種植之法，所產(chǎn)遂多。蓋印度種茶，在道光十四年，至光緒三年乃大盛。錫蘭、意大利其繼起者也。法蘭西既得越南，亦令種茶，有東山、建吉、富華諸園。美利堅於咸豐八年購吾國茶秧萬株，發(fā)給農(nóng)民，其后愈購愈多，歲發(fā)茶秧至十二萬株，足供其國之用。故我國光緒十年以前輸出之數(shù)甚鉅，未幾漸為所奪?！?
此段記載也充分證明：別說是日本、意大利、美利堅等隔洋諸國，就連與我滇南同陸的印度、錫蘭、印尼、斯卡等國，原先也并無茶科植物，都是逐步從我國移植過去的，所以才會說其“天時地質遜於我國”；并且移植最早的印度，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從清代道光十四年開始，到清代光緒三年期間興盛起來的。而“錫蘭、意大利”諸國，是“其繼起者”，也就是繼印度之后才移植的。美國是在“咸豐八年購吾（我）國茶秧萬株”開始移植的。法國是占領越南、老撾、兩烏后才令其種茶。因此，在清代“光緒十年以前”，我國的茶葉“輸出之數(shù)甚鉅”（數(shù)額巨大），此后“未幾漸為所奪”，不久就被它國自產(chǎn)的茶所取代。
但是，各國都未真正懂茶，所移種的所謂的“茶”，實際都是藥用的皋蘆“大葉茶”，并非真正的生活飲用茶。因而那些所謂的“茶”，制作炒青茶的難度偏大，不大適合制成炒青茶，適宜制成古代傳統(tǒng)“生普”亦即原為“白茶”，經(jīng)改進其工藝以后的“生制茶”。但它們無人掌握此工藝的核心要領，就都普遍地誤制成所謂的“紅茶”，它實際全都是霉變茶。
清代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志五》緊接著又載：““印度茶往英國者，歲約七十三萬二千石，價約二千四萬兩。吾國茶往者八十九萬八千石，價約千八百六十八萬兩。印度茶少於華，而價反多。迨二十二年我國運往，乃止二十一萬九千四百馀石而已?！?
就是說，我國出口運往英國的茶量比印度運往英國的多，所收入的銀兩反而更少，證明我國的茶價更低。
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志五》又載：“日本之茶，多售於美國，亦有運至我國者。光緒十三年，我茶往日本者萬二千馀石，而彼茶進口萬六千馀石?！?
狗日的從我國移茶種植后，我國出口日本的茶年一萬二千馀石（余擔）；而日本向我國進口的茶年一萬六千馀石（余擔）。進口量反超出口量四千擔。
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志五》又載：“其專尚華茶取用宏多者惟俄。蓋自哈薩克、浩罕諸部新屬於彼，地加廣，人加眾，需物加多，而茶尤為所賴。光緒七年定約，允以嘉峪關為通商口岸，而往來益盛。十年后我國運往之茶，居全數(shù)三之一。十三年，并雜貨計，出口價九百二萬兩有奇，而進口價僅十一萬八千馀兩，凡輸自我者八百九十萬兩。然十二年茶少價多，十三年茶多價少，華商已有受困之勢。厥后亦兼購於他國，用此，華茶之利驟減。蓋我國自昔視茶為農(nóng)家馀事，惟以隙地營之，又采摘不時，焙制無術，其為他人所傾，勢所必至?！?
本來專門崇尚中華茶葉的俄國，哈薩克、浩罕諸部新歸屬于它以后，地增廣，人口增眾，所需物資增多，茶尤其受依賴。清光緒七年與我國約定，許允以嘉峪關為兩國間的通商口岸，使茶業(yè)的輸出更盛。十年后，出口俄國的茶量是全國的三分之一。然而清代光緒十三年，出口俄國的茶價開始滑坡。此后，俄國兼進口別國的茶，使中華茶葉的貿(mào)易或利急劇銳減。原因是，我國自古將茶業(yè)看成農(nóng)家空余之事，獨以空閑地帶經(jīng)營它。而且采摘不及時，制作無精要技術，必然被競爭對手淘汰。
但是，英國給印度茶的價格比中國的茶價高，這并不等于或證明中國茶的工藝就更差，其品質就更低。一是真正自古有茶、有制茶技術者，是中國，不是英國，英國人實際不懂茶，也不懂茶業(yè)工藝的正確與否。英國人所欣賞和歡迎的茶的品質，未必就更高，不懂茶的群體，難免優(yōu)、劣顛倒。我國不可盲目地被其欣賞的茶品及其工藝所左右。
據(jù)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志五》中：“云南徵稅銀九百六十兩。貴州課稅銀六十馀兩。凡請引於部，例收紙價，每道以三釐三毫為率。盛京、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福建、廣東、廣西均不頒引，故無課。惟茶商到境，由經(jīng)過關口輸稅，或略收落地稅，附關稅造銷，或匯入雜稅報部。此嘉慶前行茶事例也?！?
“厥后泰西諸國通商，茶務因之一變。其市場大者有三：曰漢口，曰上海，曰福州。漢口之茶，來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產(chǎn)，溯漢水以運於河南、陜西、青海、新疆。其輸至俄羅斯者，皆磚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產(chǎn)外，多有湖廣、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諸茶。江西、安徽紅、綠茶多售於歐、美各國。浙江紹興茶輸至美利堅，寧波茶輸至日本。福州紅茶多輸至美洲及南洋群島?！钡挠涊d，不僅英國過去和現(xiàn)在普遍喝紅茶，而且歐洲、美洲各國及南洋群島，都一直喝紅茶，至今不知所謂的“紅茶”是霉茶。因此，國內(nèi)的某些茶商或專家們，別動不動就拿“外國人”當圣旨來壓人，更別老將“檢測數(shù)據(jù)”掛在口邊。這世上，最不懂茶的癡子，就是“外國人”。最不可靠、最易令人受騙的，就是“檢測數(shù)據(jù)”。
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志五》又載：“三十三年，茶葉公會以狀陳於度支部，稅務司亦以茶稅減少為言，於是命籌整理之策。宣統(tǒng)初，農(nóng)工商部遂有酌免稅釐之議。漢口、福州皆自外國購入制茶機器，且由印度聘熟練教師。江西巡撫又籌款貸與茶戶。自是銷入歐洲及北阿非利加洲者乃稍暢旺?！?
其意思是，清代光緒三十三年，國內(nèi)的“茶葉公會”以“茶稅減少”為理由，請求政府整頓茶行業(yè)。宣統(tǒng)元年，農(nóng)工商部給予減免茶稅，漢口、福州皆自外國購入制茶機器，反去聘請印度茶科教師來進行茶業(yè)培訓，才使我國輸入歐洲及北阿、非利、加洲的茶葉銷售稍微順暢。
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志五》接載：“夫吾國茶質本勝諸國，往往澀味中含有香氣，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膽念”，他國所產(chǎn)鮮能及此。故日本雖有茶，必購於我。荷蘭使臣克羅伯亦言爪哇、印度、錫蘭茶皆不如華茶遠甚。然則獎勵保護，無使天然物產(chǎn)為彼族人力所奪，是不能不有望於今之言商務者?！?
我國的茶質本來勝過諸多產(chǎn)茶國，往往在澀味中含有香氣，能夠使舌體本身“回甘”，泰西人稱之為“膽念”，其他國家所產(chǎn)茶很少能夠達得到此優(yōu)點。故而日本雖有茶，必購買我國所產(chǎn)茶。荷蘭的使臣克羅伯也說爪哇（印尼）、印度、錫蘭的茶都不遠不及中華的茶。然而對行業(yè)實施保護，對行業(yè)人給予講勵，不使天然物產(chǎn)被別的民族所奪走，那是不能不指望于今稱為“商務部”的機構。
從我國清代末期所產(chǎn)的茶，已經(jīng)有明顯的“回甘”而論，清末，我國茶業(yè)已經(jīng)受別國的誤導，開始種錯茶科品種，也就是誤種了瓜蘆。而且，所產(chǎn)茶的“回甘”明顯，表明其茶已明顯偏苦。這本身不是優(yōu)勢，而是缺陷，卻反過來被誤當優(yōu)勢夸贊。這又表明人們對茶的認知，也隨著茶科品種的誤種，開始陷入誤區(qū)。再者，理應受重點保護的“六茶山”原有、獨有，并且被祖先自古選為種植和飲用的中小葉原種未受提出、強調保護，卻保護了與其他諸國所選擇移種的偏于苦澀的藥用瓜蘆。
從上述所引用的記載的內(nèi)容可知，印度在道光十四年就開始從我云南“六茶山”移種藥用瓜蘆，到建國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所存活的“茶樹”最高齡已達七八十年，其較粗大者的干根直徑已會達到七八十厘米甚至約兩米。因而，印度的所謂“阿薩姆‘茶樹’”，根本并非什么“古老茶樹”，而是七八十年的皋蘆木。當年的國內(nèi)業(yè)界專家，大可不必為其“原產(chǎn)地” 勞民傷財。
既然印度的“大葉茶”是從中國移種，它也就不可能是“茶樹原產(chǎn)地”；與之相鄰的緬甸、印尼、斯卡、錫蘭等國更不會是“茶樹原產(chǎn)地”。
來源：茶魂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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