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稱，香港近日剛剛落幕的某拍賣會上，有史以來最貴的茶以2632萬港元落槌，相當于2317萬人民幣。
2632萬港元，“一錘定音”的回響震驚四座。茶界立馬投去歆羨的目光，仿佛劇場之上，一幕意想之外的劇情橫現(xiàn)，列座儀態(tài)萬方。
據(jù)說在市場上，藏家碰到1920年福元昌號簡茶的概率只有宋聘號的1/5，十分珍稀。2632萬港元（2317萬人民幣）/件的百年福元昌號普洱茶，單價超過331萬人民幣/餅，可能又一次刷新了歷史記錄。
?1920?年?紫票?福元昌號?
數(shù)量 : 1 筒
重量 : 2236g
工序 : 生茶
成交價：26,320,000港幣?
? ? ? ? ? ? ? ?23,170,000人民幣
?拍賣會成交的所謂有史以來最貴的茶
1920年，五四運動剛剛落幕，直皖戰(zhàn)爭爆發(fā)，以李大釗為核心的北京第一個社會主義小組成立，陳獨秀主持起草《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至今已近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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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我們不斷在挑戰(zhàn)著對食品的認知極限。其實說來奇怪，在所謂“越陳越香”的語境下，具有相同屬性的白酒、紅酒、陳醋、火腿等食品的炒作就很難出現(xiàn)這種100年歲月的跨度。即便酒類企業(yè)的規(guī)模乃至其基酒和產(chǎn)品的存儲更規(guī)范，并且最早建立體系。但是這些年，我們什么時候聽到茅臺、五糧液這樣的企業(yè)把陳放100年的老酒搬出來說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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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個500年前的豬蹄，你敢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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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元昌原本是一個被歷史遺忘了的茶商字號，這些年隨著老茶的炒作，特別是針對福元昌的一些老茶炒作，導致這個已經(jīng)湮滅的老字號又通過各種方式借尸還魂。“福元昌”這3個字注冊很困難了，于是商家加個前綴，市場上就出現(xiàn)了各種福元昌。大家也會借著這個熱點，站出來向公眾表白自己與福元昌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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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我們現(xiàn)在誰也說不清，100年前，究竟哪位高人能夠做到。從千里迢迢的香港趕來，穿越軍閥及土匪混戰(zhàn)的各個勢力區(qū)，最后來到了云南茶山，然后裝著這些茶品又原路返回。抵達香港之后，這些都舍不得喝，非要預言式的留下來，并且保存至今。這些歷史細節(jié)可能我們市場上的各類福元昌都說不清楚，但他們還是敢大聲向公眾說，他們手上有那個100年前“網(wǎng)紅高價茶”的精準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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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中國五四運動才結束不久，中國共產(chǎn)黨是1921年才成立的，這餅茶比黨還要年長一歲，跨越了風起云涌的近代史。它如果一直沉寂在香港的某個倉庫里，那它有可能不知道，轟轟烈烈的北伐正隔著江河在大陸展開，之后國共破裂，10年內戰(zhàn)，然后抗戰(zhàn)爆發(fā)，日本人還占領了香港。這片茶的主人一直安然無恙？放置茶的倉庫沒有在炮火下?lián)p傷？或者說在逃難與生死線上掙扎之際，依然給這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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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新的筍殼、竹篾、茶蟲餅面在考諸位的智商
很難想象，我們拆開拍賣現(xiàn)場的那一提茶，筍殼嶄新如初。更有甚者，有些收藏者可能還高薪聘請了一位穿越者，帶著100年后才有的電腦激光技術，在同樣是1920年的福元昌茶的筍殼包裝上留下了印記。據(jù)說，筍殼新是這款茶采用了真空包裝，看來一位穿越者還干不完這活，得是一個茶葉包裝團隊帶著設備集體穿越才出現(xiàn)得了這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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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難怪要拍賣出個天價，主要是那個包裝團隊的“穿越路費”貴?。?/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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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博學多識的茶精，是該作為佐證歷史的文物收藏品？還是該作為保健養(yǎng)生的神級飲品？100年的普洱茶，究竟能不能喝，好不好喝，有沒有品飲價值？我們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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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作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清代光緒年間“普洱金瓜貢茶”一樣的文物藏品，以上的問題就可以忽略，它的價值也不該以飲用茶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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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問題之在于，這些茶給社會的普遍認知是用來品飲的，但如果沒人舍得喝，沒人喝過，或者說有人喝過了，但喝的卻是一些商家明目張膽造假的替代品，這些茶是好茶的定論和宣傳，緣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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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得用飲用價值來冠名，我認為這東西肯定不能喝，所謂“神倦敗味而木也”。誠如熱愛普洱茶金德慶師弟所述：?
“我淺薄的經(jīng)驗告訴我：五六年的茶存放好喝起來很舒服，香氣、韻味、轉化都很好；十多年的茶喝起來體感最舒服，茶的香氣經(jīng)過存放淡了，但韻味更足，喝了渾身通透?！?/span>
那么，究竟是誰，在主導這場拍賣，誰是最終的得力者？香港拍賣會上年年有之，一次比一次更加稀奇、昂貴、陳年的普洱茶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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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普洱茶界這樣的妖異事件，每年重復來多次，以達到教化和宣傳的目的，讓不明白的人來買這天價普洱茶收藏發(fā)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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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探才知，原來除了百年福元昌號普洱茶以外，鼎鼎大名的“大紅印”也是這次拍賣會的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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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鼎大名的“大紅印”
“大紅印”我們并不陌生，它一出場就像似一個提線木偶，我們直接就能聯(lián)想到站在背后操控提線的白水清先生。很多非普洱茶圈人認識白水清先生是通過文化大師余秋雨先生的《極端之美》，此前這位文化大師在茶界沒有發(fā)過聲，但畢竟是個掌握了文化話語權的大師。經(jīng)過他的妙筆，把普洱茶寫得讓人魂牽夢繞。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最近重讀大作，發(fā)現(xiàn)先生提到的很多懂普洱茶的高人要么鋃鐺入獄，要么被拉下了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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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鋃鐺入獄的角色里，最引人矚目的應該就是那位副省級官員沈培平先生。一個政府官員，一個文化大師，再加上白水清這樣的普洱茶大師，三個站在制高點上的靈魂重疊在一起，將目光齊刷刷地投向了“大紅印”，余、白二人以這位懂普洱茶的副省級干部為榮，四處炫耀，引為談資。但天網(wǎng)恢恢，在反腐的鐵拳之下，這位識得“大紅印”的伯樂因貪腐而入獄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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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江湖上有笑傳：寶劍贈英雄，紅印配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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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香港某拍賣會”上幕后玩家們自編自導自演的戲路，余秋雨先生在《品鑒普洱茶——普洱茶大排序》中的演技就更勝一籌了，他談到與沈培平先生的相識時，言是不期而遇，轉角之愛。?他說：“那天我在飛機上正好與他鄰座，就聊了起來?！庇纱苏归_他向沈大師“問道”的演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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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這些人，有的因“紅印”走上了爆發(fā)橫財?shù)难h(huán)炒作之路，有的在一發(fā)不可收拾的貪念中入獄為營，還有的以文采話茶，佯裝謙謙君子，說完《君子之道》，又談《極端之美》，在裝逼的文化苦旅上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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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紅印”究竟是何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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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時海先生編著的《普洱茶》一書，其中的第五篇《茶譜篇》，他概述了紅印圓茶的來源與流通，認為“大紅印”是“現(xiàn)代普洱貢茶”，并梳通說：?
“1949年佛海茶廠，改名為勐海茶廠，第一位廠長唐慶陽先生親口說：‘打從范和鈞時期開始，那種紅色茶字的普洱園茶，一直都是選用勐臘最好茶菁做的，而在勐海一帶產(chǎn)的茶菁是做成綠色茶字的普洱園茶。’勐臘縣包括勐臘鎮(zhèn)、易武鎮(zhèn)等，所以紅印的茶菁是來自易武茶山大葉種茶樹，那里的普洱茶菁，一直都被定為最優(yōu)良的?！保ㄗ⑨專禾茟c陽先生退休前一年擔任過勐海茶廠的廠長）
鄧時海認為“大紅印”茶菁原料來自易武茶山大葉種茶樹。事實上，并沒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證鄧時海先生此觀點，他的“定論”僅是對于唐慶陽先生：“打從范和鈞時期開始，那種紅色茶字的普洱園茶，一直都是選用勐臘最好茶菁做的”一句的過度發(fā)揮和主觀臆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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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倉儲存的"福元昌號"
鄧時海先生想著普洱茶學之書，立普洱茶學之說的熱切與初衷，就像他對普洱茶學的貢獻一樣，不可小覷。但鄧先生如此撰作、編造、臆斷的部分恐會貽誤后學，為投機倒把者提供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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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上世紀40、50年代，易武鎮(zhèn)優(yōu)質茶菁區(qū)域交通堵塞，根本無法集中收購足量的茶菁去制作批量茶產(chǎn)品，刮風寨、麻黑等地山高路遠，道阻且右，所謂“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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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商收購易武茶農(nóng)足量的茶菁原料，送到勐海制作批量“紅印”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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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恰恰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成為讀者迷信源頭的同時，也成為了所謂普洱茶“大師”白水清等人的炒作契機和手段，以及沈培平、余秋雨等人包裝“身份”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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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那位文化學者余秋雨先生號稱是要重塑普洱茶的語法，但我們細細品咂他筆下的語法，也不過是把鄧時海的臆想換了一種表達。運筆于書閨之內，大刀闊斧、闊論品鑒普洱茶，一二三十五六七......，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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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先生們不約而同的搬出鄧時海先生前后期紅印園餅的分期，認為：?
“紅印普洱茶是1949年開始運銷到香港。紅印普洱茶可分為‘早期紅印’茶餅和‘后期紅印’茶餅，也就是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產(chǎn)品?！?
對此，鄧時海先生還提出，紅印茶餅前后期包裝印刷，及字體線條變化緣由等諸問題的分析，看似天衣無縫，其實，這些說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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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確切史料記載，中茶商標注冊于1951年。按照鄧先生的分期，要說在1951年以前四十年代，就有“紅印”中茶商標，如此不分輕重的言論，純屬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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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紅印”究竟已成歷史，或是縹緲虛無的存在，我們無法確切，傳說中的“大紅印”有沒有真實存在。因為拍賣會上以天價交易的紅印，存在著諸多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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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問題也是“紅印”的一大疑問，鄧時海先生在初版于2004年的《普洱茶》一書中提出，“紅印”茶餅都是“干倉”貯藏，前期約為65年，后期約為55年，算而今天，“大紅印”前后期茶餅已有70年和80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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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至80年的骨灰級藏品，與福元昌號1920年陳茶都有同樣的問題。姑且不說這款“老茶”能不能飲用，有沒有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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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日香港某拍賣會上出現(xiàn)的天價“干倉”紅印來看，“干倉”所引出的疑問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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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聞香港為“潮倉”地區(qū)，流于香港70至80年的“大紅印”，何來“干倉”之說？拍賣會的“干倉”“紅印”如何在香港存為干倉？或者保存者如何烘為“干倉”？干倉之謎是這場拍賣會的最大漏洞，謎底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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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多次盛贊沈培平先生的管理學問及普洱茶學問，把沈先生、白水清先生歸為不喝“下等茶”的大師，列為自己的同道中人。這些年，不知余先生是否還喜于在朋友跟前提起與沈培平先生的友誼，和茶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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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個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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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個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嗎？我很難想象秋雨先生在《極端之美》中對那些古董茶嘖嘖稱贊的感受了。這倒也是一種極端，挑戰(zhàn)著我們的極端心理耐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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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培平先生對云南普洱茶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可能做過一些推動性的貢獻，但很難說功過相抵。這就像：再有才華的詩人，倘若他殺人嗜血，再高的才情也改變不了他是殺人犯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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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4年到2013年，再到今天，普洱茶市場變態(tài)、惡性的市場競爭，又何嘗不是沈培平先生一手主導埋下的禍根？而沈、余諸人的共同至交白水清，就是其中的每每坐收漁翁之利的，這恐怕是人盡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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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包裝自己是某類“文化人”的特長，話茶時總要拉上金庸、白先勇等大先生，對普洱茶之學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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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曾對普洱茶進行過一次所謂的大排序，提出要冒天下人之不敢為，對各類普洱茶名品排名排序，然后再向他口中的“大師”、“老朋友”白水清、沈培平、何作如、太俊林、張奇明、王家平們求證，尋找不謀而合的契機，真是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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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品鑒普洱茶，將“宋聘、福元昌、向質卿、雙獅同慶、陳云號”五大“號級茶”排為前五名；將“大紅印、甲乙級藍印、紅印鐵、無紙紅印、藍印鐵餅”五種“七子餅”分別列為前五名；將“八八青餅、七子黃印、七五七二、雪印青餅、八五八二”五類“印級茶”排在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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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一套接一套，像是這些天價茶都在他們這一伙人的手中，時刻品類把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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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余先生最后總結說：“可見，在口味等級上，（我與）高手們分歧不多。這樣，我也就放心了?！钡毿牡淖x者會發(fā)現(xiàn)，余先生之觀點，更多的是與沈培平的分級觀點相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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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說“大紅印”原料來自易武茶山
是不謀而合，還是座談同謀？恐怕只有坐在一起喝“大紅印”的人才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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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現(xiàn)在諸多身體力行，親力親為，行走茶山的普洱茶學者喝普洱茶愛好者來說。余秋雨先生對談茶、品茶有自己獨特的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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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習慣以文筆、文采喝茶，天馬行空的想象和造作，用妙語連珠，締造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虛假體驗，令觀眾神魂顛倒，追捧不止。信而飲之，坑坑洼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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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試圖建立一種有等級的茶話世界，推崇以白水清、沈培平等“普洱茶大師”，并將與之對應的“宋聘”、“大紅印”“八八青餅”等所謂的高檔茶與普通茶劃清界限，進而圖謀建立一種“有等級”的喝茶制度和茶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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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闡明“上等人喝高檔茶”的道理，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品鑒普洱茶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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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水清逐漸走上了“傳銷式”的普洱茶“大師”之路，他所謂自己手中價值連城、一泡難求的“大紅印”、“八八青餅”究竟是真是假，我們無從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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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培平早已成為囚籠困獸，再多、再貴、再高檔的“大紅印”對他而言也不過是貪欲的睚眥，或者他也做過抱著“大紅印”閃閃發(fā)光，成為“大師”和“教皇”的夢，但他們都走向或終將走向窮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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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余秋雨先生不知是否還在枯坐閨中，冥思苦想哪一種普洱茶是一等品的問題呢？李白說：“大塊假我以文章”。李白又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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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香港近日剛剛落幕的某拍賣會，也是這伙人集中自編自導自演自炒起來的。
?自編自導自演自炒的“高端茶”
我們今天所見的“大紅印”，本質就是一種商業(yè)意義上的偽裝，不過是后來才換上的做舊的假包裝。而“大紅印”的存在，亦只是白水清“普洱茶教父”與“營銷家”的一種想象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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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民智已逐漸被文明所喚醒。時代越來越多的需要生活與品質，越來越多的需要回歸日常，普洱茶的命運也擺脫不了這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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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普洱茶是什么的問題上，我一直推崇古人“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觀點，普洱茶存在的基本意義和終極目的，都是茶本身的飲品屬性。陳年與否，古老與否，并不應該是衡量普洱茶優(yōu)劣的主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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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用來喝的，好喝才是硬道理。我們不能因為這株茶樹古老、珍貴而昧著良心說好喝，也不能因為一株生態(tài)小樹茶因為它小而無視它的飲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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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茶在于生態(tài)、在于工藝、在于是否與生活對稱，在于是否真心好喝、能喝，健康的、生態(tài)的、好喝的，就是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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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未來，真正的普洱茶世界，只屬于那些用心做茶，用心喝茶，平恒勤儉，上善若水的茶人。
（來源：石一龍）
